和谐社会谈厚黑
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与这个目标不相适应的一些事物、思想、行为、观念都理所当然的给发展的社会主流所淘汰。其中，就包括近些年来在相当一部分人的个人价值体系中大行其道的厚黑学。
记得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开始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正式流行在各行各业里时，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也进入了转轨初期。一时间，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几十年来积攒、流传下来的那些集体精神，亦或大一点的公共概念，随着改革开放的风潮涌动而逐渐在历史的舞台上被风蚀褪化。取而代之的是“我比你强，我就是比你强”等私有价值观念的承认、确立和流行。其间，一本名唤厚黑学的书以及其相关的厚黑理论也似乎在一夜之间风弥街头巷尾、胡同里弄。甚至堂而皇之的步入校园，成为梓梓学子们学习之外的学习。
厚黑学的价值主旨是教人以厚、黑立世。在大述做人之厚、黑必要性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反面典型，告诫人们不践行厚黑而带来的行为影响甚至是弊端。其最为著名的典例当属三国时魏、蜀、吴帝国缔造者曹操、刘备、孙权在这方面的差距，曹操是黑而不厚，刘备是厚而不黑，孙权则厚黑皆有欠缺，所以三人均不能建立一统天下的真正意义的帝王之业。站在从建立国家的角度来阐述厚黑，更让人对厚黑学说之利弊一目了然，触目惊心。这在当时那个国民教育倾向于政治灌输与教化的年代，现实与教化理论的反差正逐步错位，其冲击力是显而易见的。毕竟在那个改革年代的初期，那些敢想敢干，在旁人看来颇具厚黑色彩的人物，诚然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获得，颇感此人思想偏激，其文章实质对于当时尚年轻的读者来说甚至有些不可理解。
一路十几年过去，今天想起王公这篇文章，不禁颇有感慨。其内容概括如下：
“我退休后于闹市见一耍猴者，那猴在艺人鞭斥下颠、闪、腾、挪，各种杂耍甚是了得，不时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我奇之，婉求艺人授鞭，艺人初迟疑，但捱不过我言语恳切，便授鞭于余，并嘱曰：小心为是。
我学艺人，先给猴一糖，猴喜，随呵令舞了几下。再呵，竟懒动，我怒，鞭斥之。猴亦怒之，竟挥爪上前撕挠，衣服几处破之。艺人见状，急夺鞭驯猴，猴方伏。
稍顿，我不解问之：同样的戏耍言语，为何猴听君言而不服我？
艺人呵呵一笑：此猴跟我多年，其习性我尽熟之，其饿时给以粮果，渴时给以水浆，病时给以汤药，困时给以抚慰，性起时给以母猴，生活起居皆细心照料，人且知恩图报，况禽兽呼？君以一时之小恩小惠，岂能服之？
听君此言，茅塞顿开。”
现在想起来，感悟颇多。人不如猴，且不说猴性亦图报，人却往往不能，此谓其一。然人比猴精明，同样的一个人，张三给他一毛钱，李四给他两毛钱，在他眼里李四就比张三好，就更不用说升米斗怨之事了，此谓其二。人若是猴，这不仅是一种社会的悲哀，而是人性本身的一种倒退，此谓其三。王尚真原是廊坊市人大副主任，此公曾精通三国语言，在廊坊市四套班子中算是专业型领导干部。早年在乡镇工作时，曾读过此公退居二线后写的驯猴小记，在廊坊日报那种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媒体上发表这样的文章，颇感此人思想偏激，其文章实质对于当时尚年轻的读者来说甚至有些不可理解。
一路十几年过去，今天想起王公这篇文章，不禁颇有感慨。其内容概括如下：
“我退休后于闹市见一耍猴者，那猴在艺人鞭斥下颠、闪、腾、挪，各种杂耍甚是了得，不时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我奇之，婉求艺人授鞭，艺人初迟疑，但捱不过我言语恳切，便授鞭于余，并嘱曰：小心为是。
我学艺人，先给猴一糖，猴喜，随呵令舞了几下。再呵，竟懒动，我怒，鞭斥之。猴亦怒之，竟挥爪上前撕挠，衣服几处破之。艺人见状，急夺鞭驯猴，猴方伏。
稍顿，我不解问之：同样的戏耍言语，为何猴听君言而不服我？
艺人呵呵一笑：此猴跟我多年，其习性我尽熟之，其饿时给以粮果，渴时给以水浆，病时给以汤药，困时给以抚慰，性起时给以母猴，生活起居皆细心照料，人且知恩图报，况禽兽呼？君以一时之小恩小惠，岂能服之？
听君此言，茅塞顿开。”
现在想起来，感悟颇多。人不如猴，且不说猴性亦图报，人却往往不能，此谓其一。然人比猴精明，同样的一个人，张三给他一毛钱，李四给他两毛钱，在他眼里李四就比张三好，就更不用说升米斗怨之事了，此谓其二。人若是猴，这不仅是一种社会的悲哀，而是人性本身的一种倒退，此谓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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