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着气摇头，说忙起来忘记吃药是常事，倒不如说想起来吃药才是极罕见的情况。
她听了更加无奈：“那还管什么用？”
他身上还带着一个药瓶，是前两天刚吃完的止痛药。这个年代所常用的止痛药自然也不比后世品类丰富且安全性更佳，大多都有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和成瘾性。阮静秋看着药瓶上英文写就的“阿司匹林”，深深叹了口气，提醒他：这药固然能够有抗炎止痛的功效，但服用必须遵循剂量限制。长期过量服用阿司匹林，意味着他的长官将遭受包括凝血功能异常、肺水肿、脑卒中、肝损伤在内的众多风险的威胁，还可能加重他缠绵不愈的胃溃疡。只是她药学虽然还过得去，历史却大半已经忘光了，要她眼下立即找出能取代阿司匹林的更好的药，她实在办不到，因为这时候就连布洛芬也还没发明呢。这种情况下，她只能求助于一些中医理论，按几种常见的痛症各自写下几味对应的草药，把药方递到他手上，而后再三叮嘱，具体用药的分量还是要找大夫把脉问诊后再定。
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些，听她说完，十分震惊地连连道谢，接着连忙拿药方去找他的长官了。她又坐下来，看着那份只写有寥寥数字的病历发愁：连病人的面也见不上，话也说不成——这叫她这个医生怎么办才好？
也许是张主任留了心，也许是陈副官的特别关照，后来阮静秋再出外采买物资，都有专车接送。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个对她来说前所未有的庞大的长官系统——初到沈阳不久，她就收到了一本厚厚的名册，里头是司令部所有军官，即她所要负责健康诊疗的所有长官的名单。这名单长到实在令人费解的程度，且其中许多人，直到她离开沈阳也从没有见过。她原本按着往常习惯，打算把这些名字大体背记下来，免得诊疗时情形尴尬；后来只觉越背越多，便无奈地放弃了。
至于医务人员的职责和配置，在军中也有十分详细的规定，她忙碌时，不会有其他部队的医生赶来帮忙，前线打仗，也不会把她这样专为长官们看病的医生派上阵地去。但在军医处内的几个医生、护士之间，就没有那么清楚的区别了，有时护士也要像医生那样操心，医生也要做很多护士的工作。司令部的军官名单虽然长，但平时常露面的并不多，她不想揣摩这里面的缘由，按张主任说的，这就是作为医生最不该多管闲事的政治类问题，医生只管给人看病。
阮静秋仍然按郑洞国军长——后来才知道，他早已经升任东北副司令长官——的叮嘱，每日去给杜聿明量血压及体温，偶尔也为他做听诊。他总在早晨或傍晚发低热，听较为亲近的尹副官、陈副官等几人说，夜里盗汗也很严重，这无疑都是结核病的症状了。但她仍然没有机会和他说话，更不要提详细询问他的病症，有时赶上他正和部属讲军事工作，就和那天一样在门外稍待，有时量到一半，就有电报急匆匆地来找他，她也只能暂且告退。听说外头的仗打得正激烈，郑洞国在前线督战，杜聿明也常去前线指挥所，或者当天往返，或者隔上几天。这些紧急的事务通常不会要求军医随行，因此，但凡他一出门，这些健康状况的监测工作就只能搁置下来。
半个多月转瞬即逝，在前方不断传来战事告捷的消息的同时，阮静秋也渐渐习惯了沈阳司令部忙碌的工作。某一日，陈副官忽然来找她，说是杜长官听闻了她在市场上遇到的一些乱象，想叫她过去说说情况。她跟着他到杜聿明的办公室去，屋里除了他之外，还坐着当时东北行辕的几位官员。大概是战事顺利，因而使得他心情转好的缘故，这会儿看他的脸色神态，已经比之前要好一些了。他也不和她寒暄，径直发问起在市场上的见闻，她暗自庆幸陈副官预先提点了他将要问的话，于是在来的路上打了一点腹稿，还算清楚流畅地把情况说给他及在场的其他官员们听。叙述完毕，她又想起，自己所看到的情况，距离现在已经有些时日，故而谨慎地补充：“不过，这也都是半个多月前的状况了。医疗备品的价格波动比较频繁，大城市与小城市还有不少差价，刚才说的只是我在沈阳一地的偶然见闻，恐怕不能代表整个东北的情况。”
一旁的其中一位官员听完说道：“早前百姓们就对这些苏联士兵很有意见。他们撤退以后，百姓们更大骂这些军票就是废纸一张，连擦屁股的草纸也不如。”
另一位官员接着说：“好在东北流通券与盖章法币近来都已投入使用，市场上的货币乱象已好多了。”
阮静秋不知道货币乱象究竟有没有像他说的这样好转，但他说的东北流通券和盖章法币，她还未曾用过。之前倒是有一些耳闻，说是军需处已经为这种盖章法币忙了好大一阵子，因为所谓盖章法币者，即是要用杜聿明的私章在法币上盖印，以此作为在市场上流通的凭证，投入使用后，与满洲币按一比十兑换。部队不断地进入东北以后，对这类货币的需求与日俱增，可见他的私章之忙碌，或许比他本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着，他们又就此讨论了一些细节，大概是这事并不算多机密的缘故，期间她站在一旁听着，并没被他们请出办公室外。杜聿明是其中最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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