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同胞出手相助,对方感念她的恩情,回国后几经辗转取得了联络,主动为她送来了救命的药。她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同时忙乱地收拾行囊,说那位朋友明日就要抵达上海,她打算一早乘车去当面道谢,并和他商量后续的办法。
母亲不疑有他,高兴得泪水涟涟,把她平日不肯信的那些仙神全都拜了一遍。父亲看上去将信将疑,幸好她当军医这些年练就了过硬的心态,没在他的连番追问下露出破绽。时间转眼间入夜,想起明日一早就要去钱家做这个合同里写就的“钱夫人”,阮静秋预感到自己这一晚多半又要彻夜难眠了。
受限于近来一连串的状况与隐瞒父母的必要,她至今还没找到机会向沈阳司令部发辞职信,给张主任的那封电报也还没有回音传来。夜晚似乎总会让人感到更多无端的失落,她起先想,自己这下可是辜负了廖军长的信任,他和郑长官千挑万选要把杜先生的保健工作托付给她,谁曾想她就这样半途而废,不声不响地从沈阳溜走了,她本该也向他去一封告罪的书信。接着她又想,时间总比人们所以为的要过得快很多,再过几年,就连这些长官们的命运也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送了命、有的改弦更张,还有的则要做很久很久的阶下囚。不知钱家那时候会落到怎样的境地,不知作为“钱夫人”的自己到时又将面临着什么,她预测不了自己的未来,只知道她已为当下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转天清早,父母都还未起,她拎着行李悄悄出门。这也是那位钱公子的要求之一,按他所说的,就算不把仪式搞得大张旗鼓,钱老夫人那里却是糊弄不过去的,她务必要早早到钱家收拾装扮,配合他演一场大戏才行。司机依约等在一条街以外的地方,阮静秋向他走去的时候,他倚在车门边打着哈欠,正从一只印有骆驼图案的烟盒里摸出了一支香烟。她难以自制地盯着那只烟盒看,司机不解她的目光,也向她递来一支烟:“是少爷赏的,说是美国兵才抽得起的好烟。”
阮静秋回过神,摇摇头道:“不用了。”
她坐在豪华轿车的后座,看窗外的南京城在静谧中醒来,不知怎么想起了第一次见到杜聿明时的情景。那是民国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初的事情,这具身体在那时其实还没满十六岁,又因为接连奔波及劳累,非但脸色黑黄得怕人,手脚更是都干瘦得如同麻杆一般。张秋对此有心而无力,即便她把自己在现代生活三十年所练就的口舌都用上了,征兵登记的军官们还是不肯留下她;她说自己是邱清泉和廖耀湘介绍来的,那群人更是只当听笑话,谁也没有要替她通报的打算。她千辛万苦从武汉跑来湘潭,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再走回头路,他们不肯留她,她就径直坐在了院门前,一面借此表达自己从军报效的决心,一面借机等待他俩出现。一队队士兵和一辆辆汽车从她身旁经过,她从白天一直坐到黑夜,正在快要睡着的时候,有辆吉普车停了下来,从车里出来两个军官走向她。
她迷迷糊糊地抬起头,先从这两人中认出了邱清泉。他有意逗她似的,眼见她这样狼狈,却凑到她面前来,摸出了支骆驼牌香烟要递给她:“要不要来一支,暖和暖和?”
“雨庵——”旁边的另一名军官出声把他叫住。阮静秋闻声向他望去,远处的车灯恰好一闪,总算让她得以看清楚他的面容。她认识这张脸——他曾和廖耀湘一起出现在她的近代史课上。老师口沫横飞地指着那几张黑白照片讲述着他指挥昆仑关大捷、远征军入缅,及最后折戟陈官庄的经历,台下的学生们则东倒西歪哈欠连天,没几个人真正记得这节课上究竟讲了什么。那时同桌室友似乎正忙于编辑和男友的分手宣言,在桌下向她递来满屏是字的手机,她看了一眼手机,又看了一眼投影,觉得照片上的人不怎么像军人,反倒更像一位儒雅的书生。一对下垂眉毛下垂眼被定格在陈旧的黑白影像上,嘴角的弧度平静而又温和。
而这双下垂眉毛下垂眼的主人如今正弯腰看着她,并对身旁的邱清泉说:“不知是冻坏还是饿坏了,你还这样逗她。”
与邱清泉及廖耀湘这两个典型的南方人不同,他话里有些陕北口音,具体说来,那大概可以算作是一种从鼻腔深处发声,因而使所有的前鼻音都和后鼻音完全混淆,而舌头又捋得笔直绝不打卷的特色腔调。她一下就忍不住笑出声来,并在那两人诧异的注视中站起身,很笔直地向他敬了个礼:“杜长官!”
邱清泉闻言大笑:“我就说么,她准和从前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断的!”
杜聿明也笑了,他伸出一只手,轻轻拂开了她发间夹杂的两片枯叶,然后问她:“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10
车子拐了一个弯,在闹市区里放慢了速度。阮静秋回过神,心中无端地冒出一些怅惘,似乎是为临行前没有能够再见他一面而感到遗憾。她没有来得及仔细去想这样的想法究竟从何而来,前排的司机忽然一脚急刹,车子停在了原地。她呆愣了半晌,透过前挡风玻璃看去,是父亲正站在车前,怒不可遏地看着她。
“下车!”
他的咆哮声透过铁皮外壳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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