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滕骥望着窗外疾驰而去的汽车，将一支烟叼在嘴里，却几次也没有点着。他越发恼怒，将烟卷踩在脚下。
“晦气！”他骂道。
他身后的两名特务鼻青脸肿、面面相觑，方才被廖耀湘揍出来的血迹都还没顾上清理干净。其中一人开口劝道：“站长别和这群武夫一般见识。她没有画押，再随便找个人画押也行，误不了总长的事。”
滕骥怒道：“你懂个屁！人都这样了，你难道以为总长是傻子，看不出怎么来的口供、谁画的押？说了要做得隐秘些，偏叫廖耀湘抓个正着！他是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吗？他瞧见的状况，马上就会传到杜聿明的耳朵里！”
另一名特务嘟哝：“用刑之前您也允准了的。”
滕骥回头怒瞪二人，作势抬脚要踹，被两人及时躲开了。“滚滚滚！”他啐道，“看见你们就碍眼！”
特务们问：“站长，那那份口供……？”
滕骥喝道：“你们听不懂人话吗？烧了、毁了、作废了！这个梁子已经结了，日后若犯到他们手里，你我就一块等死罢！”
医院走廊内很安静，明亮的灯光映着窗外漆黑的天色。
廖耀湘背向着病房门，无声地伫立。门上的玻璃透出病房内的景象，阮静秋仍昏睡着，双手裹满绷带。一名女医生为她做完了检查，整理好被褥，从病房内出来。
廖耀湘听见屋门的响动，这才回身问道：“她怎么样了？”
医生翻看着病历，回答：“按您要求的，已经给阮小姐做了全面的检查。她腿上及身上的外伤已经清理包扎，后续定时换药即可；脸上的淤血几日后就可消退，但一侧鼓膜受重击而穿孔，听力恐怕很难恢复了。她的双手伤势最重，指节均有不同程度的骨裂，至少要休息一个月才能稍微活动。退烧药和抗生素都已经用上，只要情况不进一步发展，阮小姐应当没有性命之虞，请您放心。”
廖耀湘想，这些特务残忍异常，除去外伤，不知是否还用过其他的手段。他追问了一句：“除此之外，她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伤？”
医生摇摇头说：“从x光片看来，阮小姐没有其他部位骨折，刚才触诊查体的情况也还好。长官要是不放心，不妨留她在医院多观察几天。”
廖耀湘叹了口气，他既庆幸自己赶在那两人施暴前救下了她，又恼恨自己怎么没有到得再早一点。抗战这些年里，她跟着新二十二师四处奔波，尚且没有受过这样严重的伤，谁曾想这短短几日时间里就被折磨得快不似个人形。他默默把她的这些伤情记在了心头，心想这仇早晚要报。接着他又问：“你说双手的伤最重，会不会留下病根？”
医生答道：“恐怕是在所难免了。关节的伤病最难调养，即使日后能正常活动，遇上阴冷潮湿的天气还是会疼痛难忍。用中医的话说，这就是所谓的‘风湿’。日常生活大概是无碍的，但毕竟伤及筋骨，太精细的活计还是少做为好。”
廖耀湘透过窗户望向病房：“她也是个医生。要是这双手再也不能治病救人，那得多么遗憾。”语罢又转向医生：“还请你为她安排一位周到可靠的护士贴身照料，费用由我来出。”
医生回答：“长官放心。”
一名护士这时从屋内出来，手中捧了几件衣物，是刚刚帮阮静秋换下的裙子和风衣外套。她问廖耀湘：“阮小姐的衣裳都在这里了。长官需要过目吗？”
照理说他本不该翻动姑娘家的衣服，但无意一瞥之后，廖耀湘似乎从这件风衣的边沿处看出了一丝不寻常的端倪。他从风衣口袋里取出手帕、唇膏等几件用品，同时不着痕迹地将夹缝内的那张照片悄悄拢在掌心，而后说：“可以了。劳烦你送去清洗。”
送走医生与护士，廖耀湘走进病房，在一旁坐下。他将其余物品放在床头柜上，而后摊开手掌，打量着照片上的两人——尽管因为浸水而变得有些皱，但形容面貌仍然清晰可辨。与她相识这么多年，他知道她既念旧又重情，也知道她始终因远征撤退之事而心怀愧疚，却从没有发现，她心中竟还藏着这样一份从未言说的感情。这张小心地藏在衣服夹层内，在特务们的种种酷刑下也没有被交出的合影，似乎成为了能够解释一切的答案——为什么杜聿明会突然找他出面救人，为什么她在奄奄一息的时刻，也不忘他的安危与处境。他不知道这份感情究竟发展到了何种地步，也无从了解自己是不是，借此拉长官和里头。他们到得最晚，同机另几名军官中有认出他的，纷纷起身向他敬礼，廖长官前廖长官后地客套个不停。廖耀湘没心思和他们闲话，只匆匆点头道：“抱歉，我腾不出手来，就不向各位还礼了。”
两人在前排落座，阮静秋侧头，注意到后排军官们也正低声议论着打量自己。在来机场的路上，廖耀湘还曾试图劝她带一个担架进机舱，如此一来，路上她就可以躺得舒服一些。而她此刻唯有庆幸，自己要是没有坚决拒绝他的主张，现在更不知道怎样面对这一群陌生人的眼光。她心想，承蒙他出手相救，她已又欠他一个很大的人情了，如今他又亲自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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