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疾苦。而解放军未必有牛肉罐头与热牛奶可以享受，各级指战员却能和士兵们一起挨饿，或是分享那些简朴的干粮，而后一同奔向战场。这些长官们显然无法理解这样的精神所铸造的军队，更不会明白，就算美国人的飞机炮弹再多，他们也注定胜不了这一仗。
屋内的长官们则愉快地享用着夜宵，在他们看来，只要转天一早突破永城，他们就能按原计划继续转进，甚至于有余力解十二兵团之围了。邱清泉甚至主动把自己那份牛肉罐头拨了一多半给杜聿明，另一半被他三口两口就扫个了精光。
杜聿明坐在他对面，看着桌上一个半罐头无奈地：“我哪吃得了这么多？”
邱清泉说：“吃得了，吃得了。”说着又给他倒了半杯牛奶，“你这样想，过了今日，这场仗就有了分晓，是不是立马就有胃口了？”
众人都笑起来。通信兵这时却忽然出现在门口，手里捧着只信封，说：“总统亲笔信，刚刚空投收到的。”
愉快的气氛荡然无存，众人放下碗筷刀叉，神情复杂地相互对视了片刻——他们都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这封亲笔信的内容，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不断地被人谈起，作为这场战役极具讽刺性、又无疑是决定性的转折；而读到这封信的诸位将军的反应，也得到了前赴后继的描绘与演绎。正在发生的历史与后人在胶片上的诠释显然是不同的，但跨越数十年，甚至还有未来百年、千年的时空，他们在某一点上达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一致，即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历史中的人，和重读历史的后人，都已看到了这场战事的结局。
随后的会议同样是关键的，他们正是在这场会议之中作出了服从命令转进濉溪口的选择。会议的进程及诸人的发言，在后来得到了相对客观的记述；但作出决定时，各自心中究竟怀揣着怎样的想法，已随着流逝的时间而失去了考据的可能。邱清泉被认为是对他的校长极为忠诚的那一派，他的发言在一些人眼中，成为了他与杜聿明貌合神离的有力佐证。但他们所考量的因素是相同的：抗命未必能保证他们逃出生天，却必然将使他们背负全部的骂名和历史的指责。卫立煌丢了东北，此时尚被软禁在南京；他们即使侥幸逃出，也不会落得比他更好的结果。服从命令，以普通人的理智来看或许十分愚蠢，却是军人唯一的选择。
史书上的忠臣会向他的君王发下“肝脑涂地”的誓言，满清的王公也总对他们的皇帝以“罪该万死”乞求怜悯。可是一个人既没有那么多“肝脑”，也没有用以“万死”的性命，对于此时的他们来讲，“忠诚”之于国家、党派和总统本人并不泾渭分明。因此他们一致地想，这片摇摇欲坠的江山，这个倾轧争斗的政党，究其根本是一个人的，掌控或是失落，与他们已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所能给予的全部的“忠诚”，仅有这一条微不足道的性命罢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每一支兵团都在突围与受挫之间疲于奔命。他们因此首先失去了十六兵团，而另两支兵团虽有精锐之名，但连续的转进与消耗之后，此时已经几乎无法补给弹药，更无力冲出包围。他们所期望的援兵一再地遭到否决，所寻找的突破口迟迟未能出现，相反，每一次突围都遭到更加沉重的反击，每一次尝试都使他们失去更多喘息的余地。有限的空投物资不能平均分配给每个士兵，南京却不停地发来继续攻击前进的命令。十二月十六日，黄维兵团覆灭的消息传来，于是每个或许还心存一丝侥幸的人，此刻都不得不被迫意识到，他们这个浩浩荡荡的“救火大队”，终于彻底失去了“救火”的意义，烈火已烧到了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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