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北方。”他说完了这两句话，随即停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阮静秋在那期间听见了铁链细微的碰撞声，而后才意识到是他在轻微地颤抖。她急忙站起来，伸手去搀他的臂弯，杜聿明挣开她，他质问的声音也颤抖起来：“你也要骗我吗？小秋，连你也要骗我吗？”
阮静秋握紧他的手臂，她再也克制不住，眼泪断线似的滑落：“不、不，我一点儿也不想要骗你。可我……我害怕你会难过，怕你听了会承受不了。”
杜聿明抓紧她的衣袖——他既没有再说请求的话语，也没有反驳她的担忧，只是直直地看着她，像是要透过她的脸看到阵地上深不见底的战壕，还有那个最终倒在了包围圈里的人。她无路可逃、无处可躲，只有泪流满面，哽咽着告诉他：“是他自己开的枪。突围之前他曾说，‘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张脸’，好让世人都看清楚他是甘心自戕殉国，所以四枪全都打在胸腹上。距离太近了，枪伤贯穿身体，我根本没有时间止血缝合，只能眼睁睁看着、眼睁睁看着……”
她说不下去，两手捂住了脸。杜聿明听完了她的叙述，脚下踉跄一步，似乎要往后栽倒，阮静秋急忙去搀扶，结果被他一同带倒在地。两人坐在地上，他喘着粗气，反倒大笑起来：“我明白了。他先行一步，选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死法，我自认比不得他壮烈，唯有赶早去黄泉路上寻他。”
语罢，他看向她，淡淡说道：“共产党特意派你来见我，无非是要我安心上路。毒药也好、毒酒也罢，你只需交给我，便可以向他们交差了。”
阮静秋拼命摇头：“不是这样的！是野司首长叫我来探望你，让你不要再有寻死的念头，不是要‘上路’！”她从怀里摸出邱清泉突围前给她的那两根金条，塞进他的掌心：“无论何时何地，他首先想的都是要你活下去。突围前他一再向我交代，要我设法带你去美国治病，无论仗打成什么样子，都不要你再牺牲自己。你还不明白吗？雨庵宁可自戕殉国，正是想要以死替你承担徐蚌的责任，他直到最后还一直说着，要我找到你，要你活下去！”
杜聿明的双眼变得通红。这双通红的、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她，写着痛苦、悲愤和难以置信的神色。他说不出话来，浑身变得僵硬而紧绷，表情十分怕人，却又没流出一滴泪水。
阮静秋伸臂抱紧了他，哽咽着说：“你连他的那一份一起活，好不好？你们当年投身黄埔，难道不是为了国家强大起来，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吗？这一天就快要来了，你活着，活着替他看一看，好不好？”
杜聿明摇晃了一下，歪倒在她怀里。“活着……”他似哭似笑地喃喃道，“我该怎么活着？”
阮静秋在济南小住了几日，每天除了变着花样给他做陕北的各种吃食，也不遗余力地向他宣传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努力打消他的顾虑和思想包袱。饮食回归正轨，药物补给相对充足，他的身体总不至于比陈官庄那时更糟糕，但困扰他多年且几乎已经播散蔓延到全身的结核病仍是一件很棘手的大难题。她为他做了体检，并和当地的医生交流了治疗方案，除却继续使用眼下的这种抗生素，大家也都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他则越来越像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幸好再没提过要寻死的事情。回程的时候，阮静秋掏光口袋给他买了几盒烟，托付给院中值守的卫兵转交，而后便悄悄地上了车，没有和他再打招呼。她知道，那个长眠在萧县农田里的人，从此以后都要永远横亘在他们两个之间，使他们的每一次相逢、每一个对视都结满坚冰、浸透鲜血。再多见一面，也只会徒增一份痛苦。
后来，她从四纵调来野司做了一阵子军医，大部分时间是按粟裕的要求帮忙照料及监督楚青，时刻关注她产后身体恢复的情况；有时也与其他医生一起为司令员的头疼病和胳膊里的子弹想些办法。她每晚都在宿舍里练习缝合打结，试着摆弄细小的刀片，可渡江战役打响时，她的双手还是无法到第一线去抢救伤员。随野司辗转奔波一阵后，她申请加入了前线的担架队，在上海战役最艰难的阶段不停往返于战场和医院之间，将一批又一批伤员从前线救下。上海解放当天，她一头倒在了阵地上，城里的医生用西洋进口来的机器把她的脑袋前前后后扫了个遍，也没有讲清楚她成日头疼的缘由，只说耳石症或美尼尔综合征都有可能引发类似的症状。
出院以后，她的头疼病发作得更加频繁，有时已到了不得不效仿粟裕那样用凉水止疼的地步。稍有恢复的双手则因为连日搬抬担架，彻底回到了原样，手指关节甚至比之前更加僵硬，连打个绑腿都要筛糠似的发抖。四九年七月，新的华东军政大学在南京成立，她也因病离开了野战部队，调到军政大学医务处做保健医生。
时光飞逝，一九五一年一月，经过一连串的合并与改编，昔年国民党的“中央陆军大学”已经洗去旧日的尘埃，即将迎来新的学员与新的故事。战士们迎着南京城里的寒霜与飞雪，勤快地更换了学院大门上悬挂的名牌，阮静秋正巧从门口经过，好奇地抬头望去，瞧见那上面所写的新名称是：“解放军军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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