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她念高一的时候，妹妹进入所谓青春叛逆期。小孩子都一样，自以为藏得很好，其实眼神和腔调早就泄露了秘密。无非是那些：热衷于宽宽大大的t恤，嫌弃父母接送上学，社交主页仅三天可见，归属地在洛杉矶，动辄冒出网络流行语，说一半，吞一半，饭桌上一言不发，抱着电话能聊一晚，明明只是小学毕业，却伤心地有模有样，仿佛国中不在神奈川，即将老死不相往来一般。她倒是挺好奇小姑娘有没有谈恋爱的，只可惜妹妹不告诉她。很想叮嘱千万别相信国小男生，热衷逞英雄，海誓山盟，说得比什么都好听，其实自己也就一米六，刚刚开始生长发育。可惜，妹妹连这机会都不给。偶尔母亲会露出苦恼的表情，问她，不是一个妈生的吗？你怎么就没有过？她只是笑。我怎么没有过？只是你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早川明理是怎么长大的。像是那种32倍速快进的电影，你坐在屏幕前，睁大眼睛，却只能看到断片的图像，和一串叽里咕噜的尖锐杂音。只有她自己知道。母亲有时和她聊闲天，问她记不记得哪一年下过大雪，哪一年去了四国，哪一年家里换了新车。她对答如流，记忆像文件夹，点开一个，还有一个。她说，下大雪的第二天，妹妹发了烧，捂在床上看《巴巴爸爸》，发现里面的角色用脚踩葡萄酿酒，便大惊失色，还偷偷闻了父亲的酒里有没有臭脚味。去四国那次，因为太兴奋了，自己一直在后排小声说话，结果被同行的老太太看了好几眼。新车开进家门，妹妹刚会走路不久，抱着娃娃在庭院里蹒跚，跌跌撞撞，被喇叭声吓到，差点摔一跤。母亲起初还和她争辩时间点，后来听多了，反而被她说服：“你怎么都记得？”“我感觉我像个捡破烂的，”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什么都收。”母亲开玩笑，那下回不能亏待你了。从小到大，打过你几次，不也记得一清二楚。“是啊，”她点点头，“一次是我说你偏心，一次是我冒充家长签名，还有一次是计时写口算题，我写了十五道，然后才告诉你，可以开始了。你对了对时间，发现快得不正常，得知我撒谎，所以打了我手心。”
母亲一时哑然。半晌，才把早饭推过来——也就打打手心，难道不该批评吗？“没说不应该啊。”她喝了一口牛奶，“不过也没什么用。后来我依然冒充家长签名，没考好嘛，怕被骂。只不过事情做得更隐蔽了而已。”她也知道，自己是很幸运的。家境好，家教也好。虽然父亲是标准的丧偶式育儿，但他工作的确忙，也的确赚了不少钱；虽然母亲的精力总是放在妹妹身上，但对她的关照，也不算少，可称吃穿不愁、有求必应。相比之下，还有太多从一开始就没得选的错位的人生，只能任由其一步步错下去。就算是真有天赋本领，也挨不过那些每天背着印有报纸赠品字样的书包上下学的拮据，挨不过那些在大呼小叫里吃进去的一日三餐，挨不过那身边每个人都活一天算一天的日日夜夜。像她这样的苦恼，拿去投情感节目，都排不上号。审稿的人会说，一没戏剧性，二没冲突性，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而已。她其实并不怎么讨厌妹妹，甚至称得上喜欢。一点点大的小女孩，穿她穿过的衣服，吃她买回家的零食，从她的被窝上爬过去，第一句会说的话是“妈妈”，第二句是“姐姐”。没人狠得下心。要说五六岁的时候，也起过一些邪恶的念头，比如想写一篇童话，女主角把妹妹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追悔莫及，遂通过各种办法挽回已发生的悲剧——只是想想，没有动笔。小孩子的逻辑是向外界要答案，就像考试，即使是开放题，也有答案。即使一句“言之有理即可”，也是答案。她的所有失落、怅然、难过、不平，都一定有原因。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做错。于是怪来怪去，只能怪自己。是她不够好、不够懂事、不够有用、不够努力。长大后的早川明理已经完全看开。于情，那不过是骤然失去关注，心里有坎过不去；于理，从近到远，从个人到结构，角度更是无穷无尽：父母都有兄弟姐妹，在他们眼里，多子女家庭“不成问题”；身边的朋友基本是独生子女，与同辈的相处“不是问题”；社会的少子化趋势，“现代家庭”的道德逻辑，都催生出一种娇贵的心灵……可惜这些迟到的答案，像是不合尺寸的衣裳，容纳不了她的身体，无法填补幼时空白的问题。小孩子惯于钻牛角尖，不会想听这种面面俱到的分析。怪自己的逻辑，一度派生出许多荒诞的想法，譬如我为什么不是妹妹，我为什么没有患上那种需要家里人时刻担心的病，政府为什么不要求大家只生一个小孩，甚至，根据同学的经验，如果我是男孩子，爸爸妈妈会不会更器重我一些。每一个想法她都记得。它们在她心底短暂地生长过，郁郁葱葱，然后因四季交替而枯萎、湮没。这些残根断枝化作肥料，和风雨云露共同哺育起一株植物。它向阳、健康、茂盛，叶脉交错，诠释着“有用”的所有含义，拿大人们的话说，就是好好读书、好好考试，积极、主动、上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出色。倘若再给它一个名字，那么，大概是“优绩主义”——这同样是小孩子不想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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