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遇见荒木的时候，他正处在人生低谷。大中午的，觉也不睡，下楼游泳。她观察他许多天了，远远地坐在看台上，从未见他抬起头注意过四周。她起初只当他是游泳队的，后来觉得不像。立海游泳馆露天而建，校队那几个同学，晒得跟黑炭一样。走路的时候水池子里这一位，面色偏白，从门口走出去的时候，头发吹干了，斯斯文文的。她突然很想扮演风纪委员长，于是特地挑了他游完泳的时间，钓鱼执法。中午不许游泳，违者后果自负，这位同学没看到吗？这位同学愣在原地，直接傻了。回过神来，面色有一点窘，不像违规之后的害怕，倒像是小孩子做坏事时被抓到的尴尬。她一直没搞懂他当时的反应。准备海原祭，在戏剧社的排练现场见到他，才意识到他不是什么学生。原来是我莽撞了，早川觉得好笑，看他耐着性子给大家解释，这不行那不行的，便问他，能不能看看我之前写过的剧本？后来，顺水推舟，从剧本聊到读书。要说没有一点动机支撑，那也不可能。然而和他打交道，又与面对那些高年级学长不同。后者是撩闲，扮演着小学妹的角色，同时又鄙夷这角色，学长们的算盘，她看在眼里，找准机会，好让他们吃瘪；前者呢，最多算是一种智力的较量，没什么企图，只是想证明自己才华横溢、眼界宽阔，足以和成年人打个平手。证明了又能怎样？早川是知道答案的：不能怎样。她查过荒木的资料。一搜名字，弹出来好几个网页。东京音大毕业生，老牌私立学院，专业水准能进全国前五。在立海时，高二就当上乐团首席大提琴，蝉连关东地区冠军，被组委会授予什么什么荣誉证书，照片至今仍挂在活动室里。天赋或者努力，可谓一个不落。最终却是回到立海教书。按理说，立海这种地方名校，给的待遇也是叫人眼红的。然而，她却能想见荒木的不甘心。无需问，自然是不甘心的。就像在冰帝的最后夜晚，她收拾行李，和室友聊到天明。室友的药从书包里掉出来。她看到了，沉默地递回去，守着礼仪和边界，没问这是什么。室友倒是笑了，说这是抗抑郁的药。抑郁？她迟疑着开口。家里人都不知道，室友耸耸肩，就告诉你。反正明天也要告别了。交浅言深，早川心想，这是把我当成宣泄对象了。
那为什么会抑郁呢？电视剧一样老套的问题。谁知道，室友停顿一下，可能是因为过得太顺利了。那种情况也是有的吧？一切得到的太容易，得到之后却感到毫无意义。家里人都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上面有哥哥，不用为了继承家业cao心。室友说，我从去年开始准备申请，准备去欧洲读哲学。接触过一些那边的同学，总觉得很奇怪，一个两个都像苦行僧，张口学术理想闭口献身精神，五百个人研究古典哲学，欧洲才多少学校啊？根本不够分。我说，不至于吧？我就是为了过这种日子啊？还不如回家挂个闲职，至少，每天能睡到下午。大概是接触到她的目光，才意识到这话说得过分了。于是又找补：我就是不知道干什么。要我去学，我肯定也能学得很好。但是学完之后呢？好像也没什么非学不可的原因，不需要通过它获得名利——这东西也不能给你太多名利。反正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从临时宿舍的窗口望出去，仍能看到举办酒会的后花园。明月依旧，欢声笑语却已消失。一股突然的空虚从那些窗户和门洞里流出来，她想好的安慰或回应，也从心底悄悄地流走。到最后，早川只是沉默地聆听，什么也没有说。后来，荒木问她是否想过读文学，她险些笑出声。二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和小孩一样。读文学？压根就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她说，打算学医，有可能的话，冲刺一下东大理三。他脸上的遗憾如此真切，真切到让人恼火。早川差点要给他讲自己在冰帝的经历，顿了顿，听见他说的话，又停住。办公室的空气里飞扬着细细的尘埃，原来那遗憾，不是因为不理解，而是因为太理解。见过她在“闲事”上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才会为她早已确定的选择感到遗憾。她看着手中卷成筒状的校报，特稿、深度报道、非虚构、新新闻主义，这些新词，都是她从冰帝的活动里学到的。那门课叫当代媒介与日本社会，是为数不多使用日语教学的课程。一部分材料是纪录片，一部分是非虚构写作，还有一部分则是网络专题，包括论坛、推特、短视频。经历了长时间的英语轰炸，这是她听得最认真的。从冰帝回来以后，她和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提了一嘴非虚构写作，部长很感兴趣，说现在开始研究，等换届的时候，正好可以改版校刊，推出新的模块。“爱好嘛，哪里会计较那么多。说到底，做这些事情，还不是为了自己开心。自己骗自己的。”仅仅是为了自己开心吗？也不尽然。即使不承认，那场给国际部学生镀金混推荐信的活动，到底改变了她。她想，至少得留下些什么。在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中，偶尔逾矩。就像新年贺词里写的，希望履行自己作为见证者的责任，让读者看见更多人的声音，把围绕着“校园媒体”的、看不见的边线挪得更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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