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双全，有三个兄长，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由于我是超生，父母再也交不起罚款，是个黑户，连上学都没得上，村长看我可怜让我去村里的小学里跟着识字。
本以为我会一辈子困在那，种地、堆粪肥、割麦、……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个衣着体面的外乡人。
他们鼓动村民把孩子交给他们，以外国人口少钱多现在的话说就是劳动力缺失、薪资高为说辞，他们会把孩子送去外国学技术，学成后能留在当地工作生活，只要父母即监护人替孩子签字画押，他们就当场“预付定金”，按他们的说法是：提前预支一部分薪水给孩子的父母，按人头计算。到临行当天，清点确认人数后，再一一“补齐尾款”。唯一缺点是，出了国，年无法回家，只能国际电话联系。
他们将国外的好处讲得天花乱坠，还在村里广场拉幕布投影，视频里的中国人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背景是运作的流水线和机器。
此后村里公告栏上贴满了中英夹杂的合同、公司介绍、外国地图、联系电话等，还贴有和穿西装的大胡子红头发、金头发、蓝眼睛、绿眼睛外国人的合影。
那时的国际电话10元一分钟，还是有几个村民拨打过的，接电员说着一口听不懂的英语，很正宗，没人听得懂，也没人分辨真伪，毕竟他们连普通话都说得磕磕绊绊。
村中教书老师提醒，这些外乡人专门找些大字不识的乡民，把他们偷渡去国外当黑工，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信息障碍，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工作待遇能有多好？
没人感谢老师的提醒，反而嫌碍事，甚至会问他：“你有证据吗？”“他们都录像证明了怎么会是假的？”“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家娃出息？”“怕以后没人听你教书哇？”
他们把老师关起来，以防他去报警。
即使半信半疑，孩子多父母也大可自欺欺人，闭眼安慰自己的良心：国外有什么不好，这辈子能够出国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总比种地强。
还能少张要饭的嘴。
以冠冕堂皇的借口贩卖多余的儿女。
站在家庭边缘的孩子就这样被轻易抛弃，懵懵懂懂地坐上通往未知目的地的车辆。
临行前母亲给我一个鼓鼓的小布袋，打开一看，全是过节才吃得到的白面馒头。我抬头望了一眼挂房梁的风干腊肉，慢吞吞地把那袋子馒头挂上脖子。
我在家排行最小，又是男丁，理应备受宠爱，但很不幸，我诞生在庄稼收成最差的那一年，旱灾蝗灾也接踵而来，头顶还有三个哥哥，虽说不至于饿到吃观音土，但一家七口在那几年也没机会尝油水。
加之出生后爹跟人同村人打架瞎了一只眼、奶奶喂草料被驴啃掉一截小指、母亲在生我后留下后遗症，一干重活就头晕气喘心悸，半瞎子算命，说我命格煞，克亲朋。
顶上几个哥哥，年纪都不大，可最会看父母脸色的就是亲生孩子，在那几年乱成一团的家中，对我同样也是不冷不热。
他们都没有理由留下我。
三辆面包车挤满了穿着新衣服的小孩，每辆车光后备箱就有三四个小孩，有小孩才上车就哭着闹着回家，被父母劝了回去。
村里的狗对我很热情，村长和老师他们也很好，我有点舍不得。
我对村子最后的印象就是村口结满糯米花的大树，视野中树变得像糯米花的花串一般大时，车子拐了个弯，之后的便是一望无尽的黄土路。
山路弯曲，车时不时颠簸一阵，密闭的空间中味道各异，有鱼干、鸡蛋、大饼的味道，我一天没吃东西了，怀里的馒头也冷了，可我完全不饿。
想吐。
咬紧牙关忍到半夜，小孩都睡着了，昏沉之际听到火机咔擦声，接着就是听道驾驶座那边的人对话：
“今年收成好呐！”
收成？他们不是工厂工作的么，怎么说起种地了？
“26个，不错，可以换两辆车。”
26是什么？车里就只有我身旁的一小堆杂物，里面是外乡人的生活用品。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我感觉很不妙。
憋屎憋尿很辛苦，他们每天会停几次车，让我们在路边集体解决生理问题，乡下孩子不讲究，随便个小水沟就能尿，几个年纪大点的女孩会钻进有个头高的草堆中遮遮掩掩的解决。
趁这段放风时间，村里的所有小孩基本都会下车，外乡人也同样下了车，他们身上体面的着装接连几天都没有换，有些邋遢，此时他们其中两个放完水回来换岗，嘴里叼着烟，眯着眼面朝聚集的小孩，我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可那种眼神，就像庄稼汉农忙结束抽着草烟蹲在土堆上，放空或是盘算，静静注视耕种完的麦田。
心头一股寒噤有涌起，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种恐惧的具体来源，只是一种直觉，让我下意识的数了数村里小孩。
20、21…25个，还差一个……
我低下头，发现粗布鞋上爬着一只蚱蜢。
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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