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性格木讷，能力平平，不善交际，也不擅长拓展与维持人脉，所以在公司里工作多年依然没有多少升职加薪的机会。幸运的是，我的亲人们并不因此而抱怨我。我有着幸福的日子，大多是因为我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我温柔的妻子和懂事的儿子总是在我身边给予我鼓励和陪伴，我爱他们，我拼命努力工作，希望能让他们过得更加幸福，为了我的家庭，我甚至愿意奉献出生命。
但上帝给予我幸福，让我产生我能拥有它们一辈子的错觉之后，又无情地将它们夺去了。五年前，我的妻子桃乐茜病逝，抛下了我和我们唯一的儿子安德森。我还清楚地记得，刚失去她的那段日子里我并没有流多少眼泪，但每当我下班回家后，再也看不见她摇曳的裙摆和迎接我时淡然的笑容，在精神衰弱的夜晚从梦中醒来时，再也听不见她在我身边的呼吸，尤其是那个时候，我还经常听见安德森念叨自己想念妈妈，我便深切地意识到她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桃乐茜的离去让我短暂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我的心口像是被子弹打穿了一个孔洞，那一处变得空空落落，无法弥合。但我依然强迫着自己尽快从消沉中走出来，因为我还有个儿子，安德森已经失去了母亲，他需要的是一个坚强的而不是一个颓废的父亲。我对婚姻与爱情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已经心如死灰，安德森是我支撑着自己好好活下去的动力。
安德森从小就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他似乎天生就有种早熟的气质在身上，当别的同龄男孩都顽皮得令父母头痛的时候，他总是安安静静地在一旁看书，我和桃乐茜感到省心的同时，也不由得担忧这种性格是否会让他遭受到欺凌，好在这种事情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桃乐茜离去后，安德森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他像个顺从者那样听我的话，理解并共情我一个人养育他的辛苦和不易，小小的年纪，一种天使般的善良与纯洁就体现在他身上了，这让我又欣慰又心疼。
如今安德森十五岁了，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他有一头半长的淡金色波浪卷发，像太阳的光芒一样耀眼，还有一双淡蓝色如透明蓝水晶般的双眸，那些都遗传自他的母亲。他仍然像年轻的神明那样温柔和悲悯，但同时我多少也注意到，他似乎一日比一日变得更加苍白、更加忧郁了。
起初，我对他的忧郁并没有过于放在心上，仅仅认为那是他的性格所致。直到有一天他的班主任打来电话告诉我，在学校组织的心理测试中，他的测试结果显示，他有较高风险罹患抑郁症之类心理疾病，班主任提醒我一定要多多留意。我便专程向公司请了假，带着安德森去纽约着名的心理医院看病，诊断结果显示，他已经患上了中度抑郁症，并随时都有向重度恶化的可能。我感到心痛，而更多是自责，我明明应该早些发现他的异常，却因为忙碌而将它们通通忽略了。
回家的路上，安德森坐在我的副驾驶座位，把脑袋靠在车玻璃上，仿佛一个翅膀受了伤的天使，要将自己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我轻柔地拍了拍他的手背，安慰他：“安，好孩子，你不要有心理负担，你只是生病了，爸爸会陪着你一起对抗它。”他眸色暗淡，没有立刻回答我的话，只过了很久才淡淡地说道：“治这个病要花好多钱和精力。”我告诉他：“傻孩子，钱和精力都不算什么，你的健康和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他没再说话了。只是将靠在窗边的脑袋深深地垂了下去，金色的头发垂下来遮住脸庞。我已经很久没有像这一刻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保护欲——上一次是在医院的产房中，医生把他从刚生产完的桃乐茜身旁抱出来，放到我的怀中的时候。
我为他办理了为期一年的休学，给他买了许多他平时爱看的书和电影的蓝光碟，并且把所有可能诱导他自残的尖锐物品都收了起来，放在他不会轻易碰到的地方。我制订了一张药物治疗的时间表，提醒着他每天按时服药。这个病常常令他食欲不振，我就看着书和视频学习如何给他做饭，确保他一日三餐都能好好吃。每周周末，我会开车四个小时带他去纽约的医院接受主治医生面对面的心理治疗，专家的诊疗费的确很贵，一个小时就要一千美元，但我并不心疼这点钱，我只希望这个钱花出去后，我的儿子能感到好受些。
可是，令我懊恼的是，一段时间后，安德森的状况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更加严重了，我担忧地问他的主治医生威尔逊博士这是怎么回事，威尔逊博士告诉我，心理疾病的治疗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多时候即使采取正确的措施，病情的改善也有可能极为缓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他说，“尤其是像安德森这样高度敏感的孩子，更加需要我们的耐心。”
看着安德森的模样，尽管在理性上，我提醒自己他的病症并不是我的错，我不该过分自责，但在情感上，我始终觉得自己对他有所亏欠，且这亏欠无论如何都无法完全弥补。我已经做好了帮助我的宝贝对抗一辈子病魔的准备，我一直提醒他，永远不要感到害怕和不安，爸爸会陪着你。
有天晚上我值夜班，下班后特地去甜品店买了一些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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