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对面的就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留着一头精干的短发，穿着职业装，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场。她给我的名片上写着她叫王凌。“这事警察也找我们问过。”听闻我的来意，王凌犹豫了一下，说道，“这个徐女士确实找过我们，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我注意到一件事。”我说，“警方在调查里说，那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你们没有提供明确的结论，为什么？”“怎么说呢？”王凌侧头想了一下，“我们的调查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没能查清真相。”“阻力？”我的心猛地一沉，难道，林峰真的像警察说的那样，有暴力倾向？“是的，不过很奇怪，这个阻力来源于徐女士。”王凌回忆说，“我们每次上门取证，徐女士都会改口说，其实并不是林峰打的，是她自己摔伤的。”“摔伤？”我愣了一下，“徐女士为什么这么说？”“徐女士说，她主要是想引起丈夫的注意。”王凌说，“林峰是那种典型的工作狂，对家庭的关心不够，尤其对徐女士的感受并不太关心。徐女士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林峰的关注。”“调查记录你这里有吗？”“有。”“我们需要那份调查记录，能给我吗？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这个案子开庭的时候，你能出庭作证吗？”“这个，”王凌犹豫了一下，才说，“我考虑考虑吧。”很快就到了庭审的日子，但是对于打赢这个官司，我却突然失去了信心。答应我考虑考虑要不要出庭的王凌突然失去了联系，打她的手机关机，打她办公室的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王凌已经几天没有上班了。倒是老罗，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整天嘻嘻哈哈的，拿到钱之后立马儿又弄了一个遥控赛艇回来，可惜在我严厉禁止了他在公司弄个水池的想法后，那东西他只能在家里的浴缸里玩了。对于那天和张静的配合到底发现了什么，他也是闭口不谈。我在车里最后一次拨打了王凌的电话，得到的依然是对方关机的提示。“走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咬了咬牙，推开了车门。“等会儿，等我抽完这根烟。”老罗用力吸了几口，这才下了车，看我一脸的沮丧，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咧嘴笑了一下，“整得跟上刑场似的，放心，今天这案子肯定没结果。”我白了一眼老罗，不明白他有什么可高兴的。“能多关他一天是一天。”老罗嘿嘿一笑，“这么说吧，这小子说没打过他老婆，肯定是撒谎了，这种人，干吗不好好收拾他一顿。”“神经病。”我摇了摇头，走向法院的大门。法庭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些人以女性为主，胸前挂着绶带，绶带上的标志显示，他们都是王凌负责的那个组织的人。这些女性向过往的行人发放着宣传手册，看到我和老罗，她们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向我们行起了注目礼。这种待遇让我很不适应，因为这些人的目光不是欣赏，不是鼓励，而是鄙夷和嘲弄，甚至还有些怨恨。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让我下意识地想要逃离。在他们的心中，是已经将林峰定了罪的。同样，我和老罗在她们眼中的形象则是“助纣为虐”。短短的一段路，我却走得忐忑不安，生怕顾明的那件事在这里重新上演。倒是老罗，满脸的不在乎，但我却注意到，他一直小心地把我护在身后。所幸这些人还算理智，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一走进法院的大门，我顿时长出了一口气。庭审进行得按部就班，对于检方提出的所有证据，当事人林峰一概否认。我和老罗反而没有什么作为了，王凌没能作为我们的证人出庭，张静那边的调查暂时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此前已经通知过我，今天她不会出庭。所以，我们既没能提出新的证据，也没能对检方提出的证据做有效的反驳。“公诉人，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提出？”庭前调查进入了尾声，法官依照惯例问道。而我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在庭辩阶段尽尽人事，期待案子二审的时候，张静的调查能有些进展。这时候，公诉人的一句话却让我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是的，审判长，我们请求新的证人出庭。”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公诉人，无法理解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找到新的证人证据。而当公诉方的证人走入法庭的时候，我彻底呆住了，只能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个证人，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公诉方的新证人竟是那家民间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负责人王凌。这下，我总算明白王凌为什么会对我们避而不见了。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老罗，却发现老罗根本没什么反应，对于眼前的这一幕他似乎早就有所准备。一直在摆弄着手里的一支钢笔。“证人，你的身份？”审判长问。“xx妇女权益保护组织负责人。”王凌答。“证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你有如实向法庭作证的义务，如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吗？请你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字。”审判长说道。王凌在保证书上签字后，审判长说道：“公诉人，请对证人提问。”“证人，你是否认识本案的被告人？”公诉人问。“是的。”王凌答，“他曾是我的调查对象。”“被告人为什么会成为你的调查对象？”公诉人问。“我们曾接到他妻子徐女士的求助电话，称遭到了被告人的虐待和殴打。”王凌说。“证人，请你辨认一下，徐女士是否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公诉人递给证人一张照片。王凌看了看照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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