猩红的血液染红数十丈土地，三百颗头颅被甲士在空地上垒为京观，以作祭奠！自此，明清双方，攻守易势，接下来便是厉兵秣马收复江南，重祭孝陵！的过程，就如曹魏代汉、宋元交替，在一阵摧枯拉朽的历程之后，回归平静。可是明清易代却截然不同，从崇祯、弘光、隆武、永历、明郑，乃至于后面的天地会等等，前后长达百年，轰轰烈烈却又此起彼伏。“螳臂当车，向死而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此之前的两千年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看遍了王朝变换、帝王易代，从来没有觉得这与自己有何干系。我无意否定清朝，清太宗皇太极是我最欣赏的一位明末历史人物，堪称雄主，但这就是历史的悲剧注脚，无法改变。因为明清易代从来就不是两个王朝之间的事，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明明已经投降了的江阴城会奋起反抗；明明由于被何腾蛟排挤而有倒戈意向的顺军余部会因为“剃头”问题愤而拒绝诱降；明明在烂透了的明末社会中苦苦挣扎的农民军将士们会如此不计前嫌，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从来就不是什么明朝的忠臣孝子，甚至对明朝充满仇恨。在整部《南明史》中，我最同情的就是原本的农民军将士，他们在苦难与末世当中苦苦求生，挨过了天灾，好不容易挣脱了一个旧时代的枷锁，最后却又为了保护这个旧时代而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何其悲也？何其壮也！以“遗民”自居的张岱在自己墓志铭上这样写“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当，欢欣揭开布帘，等待他们的却是血流成河、是成山骨骸。“白骨如山忘姓氏，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那种无力的悲彻感下，哪怕螳臂当车、蚍蜉撼树的抗争，竟也显得如此勇敢、悲壮！笔者不过就是个码字写爽文的，网络小说，归根到底，不过娱乐，一下子有感啰嗦两句，不必挂怀。最后的明朝人——顺军余部李来亨和夔东十三家李来亨所立《圣帝行宫碑》，抗清义军消失前最后的痕迹。 农业工作会议如今已然快进入六月份，夏粮征收工作快要开始了，在肇庆的朝堂之上，一场重要的农业经济会议也正在进行。“臣以为，为了缓减百姓压力，应当减少三饷征发！”陈子壮首先发言，接着对朱由榔解释起来大明晚期的农民负担极重，其中的税务负担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是朝廷正税，洪武时规定民田每亩征收3升3合5勺粮，张居正变法后改为直接按市价收银子。其二是加饷，即后来农民起义、建虏南侵，所加的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合计每亩加征五钱银子左右。其三是各地衙门派捐，这个数字就各不相同了，全看本地督抚老爷和县老爷心情。除此之外，张居正改革之后，其实农民还要受另一层压迫，那就是衙门收税只收现银，于是每当收获纳税时节，地方官吏便会和豪绅奸商联手，打压粮价，于是原本值一两的粮食可能压到只有五钱，而农民为了缴税，还不得不将粮食低价售卖……所以，陈子壮和瞿式耜、吕大器三人商议之后，定下三条对策首先，三饷不能再加派了！至少剿饷和练饷不能再收了，毕竟农民军都已经集体“诏安”了，你还剿个屁。其次，张居正定下的一条鞭法中，农业税收银子这一条必须废掉！张居正当时执行这个政策是为了统一财税，毕竟朝廷做事是要花银子的，而粮食又不能当钱用。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正当战乱，粮食比银子有用多了，收银子实在是舍本逐末，而且还会直接导致官商勾结、谷贱伤农！至于缺银子怎么办？那么大一个广州港，这么大一片海，还怕弄不到银子？最后，陈子壮提议推广番薯种植，以解决燃眉之急。这一点倒是让朱由榔惊讶，这些古人怎么这么有见识？他还想亲自提出来装逼呢。其实是朱由榔自己孤陋寡闻而已，早在嘉靖年间，福建商人陈振龙偷偷从西班牙人控制的吕宋岛引进番薯，为了挽救闽中旱灾饥荒，其子便将这玩意献给了当时的福建巡抚，最后在福建推广种植。所以，曾经在福建游学过的陈子壮对此并不陌生。对此，经过朱由榔的追问之后，才明白，此时各种西方传来的高产作物都已经有所种植了，只不过没有被广泛推广而已。比如说玉米，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已经有所记载，“玉蜀黍 ，俗名玉米……此种近时楚中遍艺之”，也就是在湖广地区种植不少。而土豆则在万历年间作为一种“珍贵食物”传入中国，还被作为贡品上供北京，所以那些个关心庶务的官员并非一无所知。顿感自己才是小丑的朱由榔，接着向众臣询问如何推广种植这些高产作物。作为被朱由榔硬生生从一个传统儒家士大夫逼成了“大明财经专家”的张同敞，专门从广州回到肇庆来亲自参加这场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他建言到“臣以为可以从三方面下手。”“其一，百姓没有广泛种植这些作物的经验，可以重金从湖广、福建聘请善于种植的老农教授技巧。”“其二，可以下旨，凡是百姓种植这三种作物的田亩，一律减征两成赋税。”“其三，自从陛下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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