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章的内容也很简单，就是号召教育普及，认为朝廷和皇室，有义务，为每一个大明子民提供基础教育，就算现在无法普及每一个人，也应当尽量努力地创造条件，接近这一目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以太平之政，莫过教化，教者，政之首也”“朕尝闻有穷兵黩武而亡国者，有穷奢极欲而亡国者，有残民暴政而亡国者。”“未尝闻以教育而亡国者也。”文章最后，直接开出赏格，号召全国士子和读书人，可以主动投献自己编写的教材，只要礼部审核后，觉得有可取之处，就可得赏银两千两，录用为官。如若写得特别好，甚至能被天子嘉奖，没有功名的，赐进士出身，并一步登天，任为礼部郎中，赏银五千。此话一出，全国无不掀起了一波研究怎么编写教材的风潮。报纸在最后给出了新编教材的要求和标准，其一是文本要尽量少，便于印刷普及，其二要有教育意义、准确无误，其三要便于理解，可以自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这也不是什么上战场。古代文人，从来就有好为人师的风气，这不仅仅只是能得到赏赐提拔，自己编写的教材，如果能得到批准，说大点，自己就能成为日后全天下年轻士子的老师啊！要知道，上一个能达成如此成就的，还是编写《四书集注》的朱熹。这种名利双收的巨大诱惑，实在能让每一个读书人发狂。不到半个月，就有数百读书人进献了自己的作品。各种方案千奇百怪，有的将元末明初编写的《小四书》蒙学教材，增减删改，合作一本，有的将《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截取经典问题。朱由榔偶尔也会饶有兴致的看一些，其中不乏很有想法的。比如有人提出简化繁体字，这其实也不算稀奇，汉字简化自古就有，行书、草书最早就是为了简化书写。更让朱由榔没想到的是，关于数学教材的编写，超过三分之一的方案模本里，都提倡使用泰西数字，也就是阿拉伯数字，便于计算。明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变革时期，大量的读书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士子，思想其实并不僵化。如果你翻开许多流传下来的，明末士子的个人笔录，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世界观，其中不乏相当激进的存在，比如反君主，乃至于男女平等、良贱平等。这些各有特色的投稿，虽说大部分都有缺憾，但可取之处也不少，朱由榔让礼部无论好坏与否，只要对方不是照抄前人作品，有价值的，一并赏赐五十两到一千两不等。而翰林院、礼部的联合编纂组，也可以从这些作品中汲取足够灵感。 小学（上）随着川陕战争的结束，明清之间的碰撞又渐入平息，山西方面义军逐渐向陕西转移，其余留在山西的，也大多分布在吕梁山区地带，陷入和清军进剿军队的拉锯中。而陕西局势则稳定下来，姜镶占领关中以后，朝廷也不可能把他马上调走，那不是逼他造反吗？先是温水煮青蛙，让秦佐明部押运一批粮草进入关中，补给姜镶部，而后自然是赖着不走了。其次，又提拔许多姜镶麾下立有战功的将领。首先就是王辅臣，姜镶不是任他作参将吗？朱由榔提他当总兵，封伯爵！原本就不是姜镶嫡系的万练，也被提拔为总兵。其下还有大量将佐被提拔任用，姜镶都不好反对，否则不是断人前程吗？其他人不说，就王辅臣那种“活吕布”的性子，谁知道会不会来个“义父在上，受孩儿一刀”？朝廷更是直接使出银弹攻势，四十万两白银运进来，赏赐各部，拉拢人心。对于建制骑兵的编制，枢密院早有备案。骑兵计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师级单位的配属骑兵，用于配合步兵作战，计划每师最好有一千骑。其二，便是作为战略力量的全编制骑兵在光复五军和海军之外，再设立一支骑军，下辖两到三个骑兵师，每师大约五千骑左右。新建骑兵部队，以原前军的那两三千骑兵和吴军残部、姜镶部、松潘部合编在一起，再加入新兵稀释后训练整编。朱由榔加封文安之为川陕总督，总理西北事宜。如今大明官场当中，都知道这位年纪不小的督抚大臣是一匹黑马了，原本文安之在光烈朝中属于边缘地位，算是诸路督抚中的末流，别说和陈邦彦、张家玉相比，就连王化澄都远远不如。但经过攻略川陕的实打实成绩证明后，文安之一跃成为主政半壁江山的封疆大吏，与闽粤总督张家玉、浙直总督陈邦彦并列被时人称作“光烈三总督”。光烈朝中大臣，最高的自然就是五位内阁宰执，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内阁宰执们也不可能当一辈子宰相，总有换下来的时候。而内阁之下，还有不少位高权重的大臣，常常被人们戏称为“半相”，如洋务院的张同敞、都察院的王夫之，和外放的“三总督”，吏部尚书朱天麟、礼部尚书王化澄，都是有力竞争对手。如今文安之强势崛起，倒是让其他人心生紧张起来。因为朱由榔又将另一个重任交给了文安之——马政既然主政西北，那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解决战马问题。文安之已经开始派人积极和青藏、甘肃以及漠西蒙古诸部交流。希望能达成贸易合作关系，自从清廷失去江南后，丝绸、茶叶、铁器，这三样和草原贸易的重要物资原产地都丧失了，和草原的贸易已经趋于停顿。但人家的需求毕竟还在啊，这些玩意可都是消耗品。所以，虽然明廷通过川陕和各方贸易，比较麻烦，要绕很长路，但这却是唯一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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