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田长霖教授知道之后，联合李政道教授等人，出席相关推介活动，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提升了激光照排的行业认可度。
现在，香港微电子中心就成了这么一个平台。
只要五洲的浸润式光刻机和双工作台做好了，那么就能拿到香港微电子中心展示给全世界看，获得世界顶级科学家和一流半导体企业的认证。
这将会让它出生即巅峰，直接跻身世界半导体设备制造的主流。
另一辆车上，王老板兴致勃勃地看着香港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伸手抓了一把空气。
薅羊毛这种事情，你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薅了，那才是最大的薅。
能明面上被你看到的羊毛，那都不算羊毛。
田教授的技术背书拿到了，下一步就应该去见特首了。
哎，也不知道孙教授能不能牵线搭桥成功。
如果不成功的话，她是找方书记帮忙，还是直接找伊万呢？
所有的关系都是关系，能用上的才是好关系。
为了实现目的，不管搭哪条关系线，都是对的。
作者有话说：
注：资料来源于网络，1999年，田长霖的弟子邓中翰受国家邀请归国创业，组建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并启动“星光中国芯工程”。当时处于融资阶段的邓中翰找到恩师田长霖，不仅希望获得投资，更盼借其声望提振公司信心。田长霖毫不犹豫注资5万美元，这笔资金在创业初期为团队研发、运营提供了关键支持。同时，他深知海外技术资源对芯片研发的重要性，亲自牵头组建顾问委员会，整合伯克利分校等海外高校与行业的顶尖智力资源，为芯片设计、技术攻坚提供专业指导。在其助力下，团队攻克诸多技术难关，2001年成功研发出中国第一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彻底终结了中关村乃至国内相关领域无自主研发芯片的历史，后续“星光”系列芯片还一度占据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60以上的市场份额。
权力场：发通知和听通知的人
王潇上了床，闭上眼睛，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找伊万最方便，而且绝不会被拒绝。
他以第一副总理的身份，向香港特首发一个非正式的会面邀约或推荐，在国际政要的交往中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一个电话就能把诉求发出去，没有中间环节。
但这么做的话，风险在于，会让微电子中心背景的俄罗斯色彩过于浓郁。
这在1999年，是件敏感的事。
对，很有意思，在这个时代，一个项目有着浓浓的美国色彩，不会被多想，甚至会被视为国际化的证明。
但俄罗斯就不行了。
甚至为了规避这份敏感，王潇为方案提供的邀请苏联专家名单，基本都是苏联解体后去欧美待了六七年时间，然后被逐步边缘化，职业生涯没办法更上一层楼的科学家。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属于华夏的香港最大化的稀释苏联背景，成为同样被西方世界看不见的天花板困住的少数族裔。
从而顺利地融入从欧美返回的亚裔科学家的队伍中。
这么好用的未婚夫，用起来又是这么的高效，可惜现在不能用。
那就只能找方书记帮忙了。
理论角度上来说，作为江东省的一把手，要联系特别行政区的特首，应该经过中央。
但事实上，谁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又不是什么正式照会的大事，不过是引荐一位自己辖区的省政协委员而已。
一次非正式会见，远不用如此大张旗鼓。
她只需要一个电话，通过秘书处联系，然后就能安排会晤。
江东是华夏的经济大省，想必特首会给她这个面子的。
不过，请方书记牵线搭桥的话，风险同样存在，那就是她会被嘴呀！
看吧看吧，当初让你在金宁建芯片厂，你不听，现在好了吧？香港的芯片厂建不下去了。
你要搞微电子东西，就不能直接搬到金宁来吗？金宁又不是没有大学，江东省的理工科要比香港更多，人工还更便宜。
王潇只要一想到方书记一边叹气，一边恨铁不成钢的表情，都感觉头皮发麻。
不过她迅速给自己找到了理由，那就是这个微电子中心只能在香港。换成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行。
英语通用、法治健全、信息自由流通、生活方式与国际接轨。对于一个在美国硅谷或欧洲半导体行业工作的顶尖华人专家来说，举家迁往香港的心理门槛和适应成本，远低于直接前往大陆。
在香港工作，意味着他们既可以深度参与一个面向华夏未来的宏大项目，又不必完全置身于当时在科研管理和生活便利性上仍有诸多不便的大陆体制内。
作为华人社会，香港能提供大陆现在无法提供的文化亲近感和生活自由度。这对于吸引那些心怀家国但又习惯了西方学术自由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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