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信中写道，老爷子在重庆时就已经不大好，只是怕她远在印度操心挂念，从未在书信中提及。后来一路颠簸回到南京，病势也越来越重，已不得不终日卧床无法起身。信中并没有说明更详细的病情，可阮家世代行医，所见过的病症本应比她多上太多，究竟是什么样的疑难杂症让他们全都束手无策？她越想越焦灼，半句回信也写不出，只觉一刻也不能在司令部再待下去。
她向张主任告了假，如实和他说明家里的状况。他准假准得十分爽快，听说是家人患病，竟还破例允许她预支未来两个月的工资用于贴补。随后又忙碌了半日，她将手头的几样要紧事和军医处其余众人一一做了交接，看见杜聿明那份仍旧只有寥寥几句的病历时，她无可避免地叹了口气，还是将它依原样锁回了档案柜里。
多亏陈副官帮忙弄到当晚飞往南京的机票，她回到家中老宅时，夜已经很深了。临走前她拍了电报，母亲便站在巷子口的一盏旧路灯下等她。母女两个互相握着对方的手臂，甚至还顾不上多说一句关怀的话，已有眼泪先双双掉了下来。
“爷爷怎么样？”阮静秋哽咽着问，“我带了钱回来，要是中药吃不好，我们就找西医大夫来看。”
母亲只是摇头。一别数年，她看上去憔悴衰老了许多，头顶的那盏路灯一照，竟往脸颊及眼下投出大片凹陷的阴影。过了一会儿，她攥住女儿的衣袖，终于低声说：“……是痨病。连年奔波、缺医少药，实在拖得太久了。中医西医都没有办法，你爸爸只好叫你回来，好歹要见到最后一面。”
阮静秋站在灯下，却忽觉走进了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并不是没有重量的，她像是被两块沉重的钢板前后挤压住了，不得不急促地吸了几口气才能够在这沉重的黑暗里保持清醒。肺痨，这是中医医典常用的名词，而在西医医学中，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肺结核。她眼看着自己的长官已经为此而饱受了多年的病痛折磨而不得根治，如今这病症又落到最亲近的家人身上。抗菌、休息、营养，这三者在结核病康复的过程中缺一不可，偏偏前些年战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人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到处躲藏奔波，能有口饭食果腹已算幸运，更别提弄来珍贵的抗生素并为病人补充营养。
但医生怎么能如此轻易地就说放弃呢？她反手抓住母亲的手，恳切地告诉她：“链霉素！链霉素是治肺结核的特效药，我在印度和东北都见过的。我有钱，只要设法找到门路，我就能买到药！”
“你有几个钱？”
父亲的声音远远传来。
阮静秋闻声望去，见他穿着一件很旧的马褂站在弄堂口，正往墙角一块矮砖上轻轻磕着烟灰。母亲拉住她，向她悄悄做了个手势：“眼下在南京和上海弄到一支链霉素至少需要这个数——这还是上月的行情。”
阮静秋瞪大眼睛——这是个她从没想过的数字，按一个疗程所需的药量算下来，预支她往后十年的工资也远远不够。先前她在军医处所用的药品大多都来自美国人的援助，除了偶尔有机会到市场上采购普通的医疗备品，她还从未有机会了解黑市的行情。母亲看她呆住了，又接着说道：“东西每日都涨价，医馆和药铺却越来越难做了。这阵子，我和你爸爸盘了盘手头的店铺，那些能够出手的都已经转走了。只余下最后一间小的和一个雇用的伙计，这月要是结不清租金和工钱，恐怕也要关张。”
阮静秋久久说不出话来。
“好了，”父亲这时开口打断道，“好容易回家来，说这些做什么？”
他慢慢地走过来，在她身旁略停了停，抬眼望向她的面孔。她垂着眼睛，忽然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好像已经高过了他一些——又或者是他与年轻时候相比，背脊越发弯了很多。
“回家吧，”他最后说，“家里留了饭。”
南京的这间老房也租出去了一半用于贴补，余下供家中四口人生活的地方大约只剩十几平方。老爷子住在里屋，父亲每晚在他床边打地铺方便照料；母亲则和她一起睡在起居室里，桌椅拼在一起，再铺一层被褥，就是一张双人床。像小时候一样，母亲搂她在怀里，一下一下轻轻拍着她的背，可她迟迟没有睡着。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她忍着眼泪问，“我应该早早回来帮你们照顾爷爷。”
母亲说：“因为你爷爷说，小秋在军队里做医生，是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大好事。她多做一天、多救一个士兵，他们就能在战场上多打一个鬼子。与打鬼子相比，我们家的事，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他并不知道的是，鬼子半年多前就已经被赶走了，她现在每救一位士兵，都意味着他们将出现在与同胞骨肉相残的战场上。她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低下头，把脑袋深深埋进母亲的怀里。
之后两日，她在几家医院或诊所奔走了一圈，所得到的答复和父母的说法大差不离，对方要么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药，要么暗中指点她到黑市寻访。她和其中一个药贩子见了面，时隔一月，链霉素的价格已经又翻了一倍还多。
“我这么和你说，”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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