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慢慢往回走，尽管事情顺利解决，可她并不感到愉快。
杜聿明瞥见她神情郁郁，难得试图讲一些趣味的话逗她开心：“雨庵说，他觉得颇为奇怪，你当年四处找药的架势活像个横行霸道的土匪，今天难得见上了面，你又耗子见了猫似的，连一句话也不肯多讲，扭脸就走了。”
阮静秋苦笑道：“邱军长记性真好。我确实欠着他人情呢，改日是要到公馆登门道谢。”
不知邱清泉有没有向他提及先前在南京的那一番风波，杜聿明没有就此追问下去。他实在不怎么擅长开玩笑，勉强讲完了这一桩，看她仍闷闷不乐，只好默了默，发出一声轻叹。
阮静秋知道他要说什么，抢在他前头道：“我只是觉得自己以前好像做错了很多事情。”
杜聿明问：“什么事情？”
阮静秋难得打开了话匣子，她深吸一口气，语速飞快地说：“为了救人，我留洋去学医，又为了救人，我中途回国走上战场。这么多年，我以为自己已经救了很多人，可现在才发现自己远远还做得不够。这身军装究竟有什么用？我尚且没有能力让一个孩子有饭吃、有学上，而我也不能拍着胸脯保证，我救治过的军官士兵当中，没有一个人变成了溃兵劫匪，洗劫了别人的钱物、残害了别人的父母，毁掉了这些孩子的家。我会不会曾经救错了人？又或者，学医救人这件事原本就是错的？”
这话其实是十分危险的，假如别的长官听了去，恐怕又要把她按“赤色分子”那样抓起来严刑拷打。但杜聿明认真地从头听到了尾，随即答道：“我不这样想。评判一件事的标准，不该在于结果，而很大程度上应当在于做这件事的人想法如何。医生的原则是‘一视同仁’，救治病人并不以他做过怎样的事或是个怎样的人而有所分别，否则你不是一样要为生死而感到无力和痛苦吗？更何况，被你救治的人假如犯了错，那么他应当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和法律的惩处，怎么能够说救治他的医生是错的呢？”
她方才的那些感慨原本也就是意气之语，深究起来在逻辑上站不住脚，更不可能驳得过他。她仍然不太好受，但一时也无话可说，低声道：“我随口胡说的。”
他叹道：“听说你这阵子休息得不太好。与其想这些烦忧的事情，不如让脑袋里静下来。”
谈何容易——她瞄了他一眼，他自己恐怕也办不到呢。
回到公馆，其他事情也好开口了，阮静秋和杜聿明说：“我仔细地想过，我还是尽快去徐州上班吧。”
他愣了愣，正想说话的时候，忽然咳嗽了起来。天气还没有转暖，他专程出来找她，回程的路上又闲谈了一阵，自然吸进了不少冷气。这会儿回到烧着炉子的室内，冷热猛然一激，咳嗽便停也停不下来，他一面掩着口鼻想避着她，一面又咳得腰背都弓下去。
平常她绝没可能自己搀得动一个大男人，这时候情急，力气也大了许多，连忙半搀半扶，几乎把他拖上了沙发，又在屋里一圈飞奔，找来了热水、止咳药、手炉和毛毯。杜聿明歪歪斜斜地半躺在沙发上，就着她的手喝掉了半瓶盖糖浆，而后怀揣着手炉，身裹着毛毯，鼻尖微微冒着热汗，半睁着眼睛，有些笑意，又有些无奈地看她：“好像……也不至于这样。”
阮静秋说：“总比你咳嗽得难受起来要好多了，是不是？”
尽管是半躺着的，但他有意稍微调整了姿势，得以平视着她。又歇了片刻，他缓过气来了，方才咳得晕红一片的脸色，也和缓了些许。他于是接着说道：“你刚才的话还没讲完呢。”
阮静秋坐在地毯上，哽道：“不讲了。”她只顾着那些没有头绪的纠结，把自己的责任抛在脑后，完全忽略了他还是一位病人。甚至就在刚刚，她看见他出来，却没有想起外头天寒地冻，她本应该快些催他回家。
姑娘家总有些情绪波动和敏感的时间段，她想着廖耀湘不久后的遭遇，想着那孩子之前的经历，又想着杜聿明的病情与日后的种种为难，越发觉得心里有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得她喘不过气。她有点想哭，又想，这实在不像个样子，原本他心情没有多坏，她这么一闹腾，在他眼里必然非常晦气，好像他的病已没得治了一样。于是她一边要哭，一边又竭力止住眼泪，脸上的表情就变得十分狰狞扭曲，像是两个人正在这张面皮上挥拳打斗。她说不清它们到底谁占了上风，但杜聿明的手掌这时落在了她头顶上，指尖慢慢地抚着她的头发，轻轻叹息了一声。
这下子，就是眼泪一方压倒性胜利的战场了。
不知过了多久，交战的双方终于鸣金收兵，她不想动弹，仍是半个身子伏在沙发上，脑袋挨着他的手掌。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她如实交代道，“‘国大’召开在即，你这里还会有许多长官陆续来上门拜访。从前的托辞托得了一时，却不能托得过这么多人的嘴和眼睛。他们才不管我是不是在沈阳受了伤要养病，只会编造一大通耸人听闻的传言，到头来又要把矛头指向你。从这一点来说，我应该尽早到徐州去，否则非但为你惹来麻烦，顾总司令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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