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让有新生儿降生的家庭，去到政府中登记，之后每月凭借证明去政府支取一些粮食，直到孩子一岁后，再停止这项社会福利。”“呃……”我的话音落下，塞内米哈就一脸犹豫着，似乎酝酿了一些话不知该不该说。“您有什么话想说，直说便是了，现在也只是讨论阶段，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凭借你们的智慧和经验，让这项措施能够落地。”我笑着说道。“您所担忧的并没有问题，人口增长确实于国有利。只是……一来如今我们并不清楚每年出生的婴儿人数到底有多少，这就无法估算出每年需要为这项福利拿出多少的财政预算。二来，如今国王正征战在外，我们首先需要保证的是军队的补给。”我听了塞内米哈的话，不由点了点头，这些都是现实中需要考量的问题。而这时始终沉默的泰甫也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与塞内米哈大人担忧的点并不一样，您的提议并非毫无意义，只是如今这个想法依然还太草率，缺乏落实的基础。”大抵因为泰甫尚还年轻，比起塞内米哈的圆滑世故，他的言辞间仍然保留着一些青年人的锐气。虽然以年纪而论，他已是难得的沉稳与可靠，但在塞内米哈的对比下，依旧显得颇为青涩。“哦？此话怎讲？”我顺着泰甫的话，询问道。“你的想法固然是好，可是若是想要落实下去，我们就必须要解决冒领的问题。借子冒领、或是孩子不幸夭折却不上报，仍然前往政府领取粮食。这个举措一旦落实，我相信这些都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问题。”泰甫的话确实警醒了我，即便是我，也完全能够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出现。说实话，从古代埃及的政治体制就不难看出，以现有的官僚制度，当前政府的基层治理能力是十分薄弱的。想要落实这些措施的前提，应当是具有相对完善的户籍制度。而想要建立完善的户籍制度，似乎又不可避免的需要进行吏制改革。我将自己的推论说了出来，心中却有几分忐忑。任何政治制度都应当匹配当前社会的劳动力生产方式与水平，若是政治制度落后于生产力水平，则必定会引发改革。但同样的，若是政治制度超前于当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势必会遭至社会的动乱。“下臣觉得您所说的吏制改革，并非毫无可行性。王宫之中，不也在您的授意下进行了改革吗？如今看来，结果是很好的。所有人都分清了职能，非但没有因此增加了工作量，反而提高了工作的效率。”泰甫率先肯定了我的想法，塞内米哈却面露忧色地说道：“可是政府的改革牵连太广，不比王宫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暴动……臣以为，还当三思而后行。”其实我的心中也暗暗吐着舌头，本来只是想着为这些贫苦的农夫们争取一些能够稍稍改善生活的福利，谁想到，竟然牵扯出了这么大事情来。
这次的召见，最终自然不了了之。不说那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就连塞内米哈与泰甫，这两个深得图特摩斯信任，并且以目前的立场看，也忠诚于我的两个大臣，都对于我口中所说的政策面露难色。想必我冲动之下说出的想法，确实仍有许多欠考虑的地方。待送走了两位大臣，我独自坐在大殿中沉思。想要减轻百姓的负担，令他们休养生息，增长人口，这并没有错。甚至对于一个古代农耕国家而言，有很大的益处。那么既然目的本身并没有问题，那么想必就是在实施的方案出现了问题。其实此时埃及所处的历史阶段，与我的祖国所处的商朝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此时两国的国王，都已经掌握了对于神明的解释权。既是国王，也是国家中实际上的最高祭司。政祭一元化的体制让王权在国内几乎没有限制，只可惜在数百年之后，两国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西周建立后，分封制得以在中国确立，并影响了后世千年的时光。而埃及，却始终处于奴隶制社会中，中央对于地方的统治和管理依旧松散。在粗略地回顾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脉络后，我似乎终于有所顿悟。任何制度的改革都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此时图特摩斯重兵在握，这片土地，确实有着足以支持我完成改革的土壤。就如同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一般，暴力是实施一切权利的基础，也是一切社会规则之下的潜规则。以兵权来压制奴隶制阶级所代表的旧势力，从而达到重新分配权利与利益的目的好在，图特摩斯为了能够组建一支更加勇猛无畏，素质更高的军队，在远征之前，便已经在军中进行了改革。而十八王朝作为埃及法老时期难得的尚武王朝，国王不仅仅在名义上是军队的统帅，并且实际上在军队中也享有着至高无上地权威。想要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我所能倚仗的，仍是图特摩斯。这个认知让我有些不太甘心，可又无可奈何。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有整理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等待图特摩斯班师回朝后加以定夺。改制固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但尚有一件事情，不需要改制便可以达成。就如同中国历代帝王想要与民生息时所做的那样，轻徭薄赋，虽然可能只是一时之策，但也足以暂缓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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